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！几年将来，当我重读吴晓波的书《大败局》和《大败局II》时,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这句词。
世事变迁，看同样一本书的感受也不尽相同。
前些年我是一个企业察看者，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扼腕叹息。
目前我开始创立一家企业，这类失败企业的故事对我的冲击愈加强烈，由于我已经不再只不过一个旁观者了，更要从他们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，防止重蹈覆辙。
1949年将来，企业家这个阶层在中国消失了近30年，企业家这个阶层重新出现也就30多年的时间。
在这30多年里，一批企业站起来，一批企业倒下去，可谓其兴也勃也，其亡也忽也。
可以说，那些30年前就开始创立我们的企业，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企业家都是幸存者，数目上已经微乎其微。
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企业家自省：在中国，什么企业容易失败?也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吴晓波写了两本有关大败局的书。
这两本书拥有一些一同的要点：丰富的戏剧冲突感、宿命与抗争、真实与谎话、道义与欺诈、做势与做局......如此的故事有时叫人哑口无言，有时叫人扼腕叹惜;有时叫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，更多的时候则是叫人看到内心的阴暗......但同样是大败局，两本书的风韵已经有所不同：在《大败局》那本书中，那些企业家大都起于草莽之间，学历背景常见不高，其失败是什么原因也大都是一些经营性是什么原因。
而在《大败局II》这本书中，几位企业家都是常识分子出身，他们虽然也犯过一些经营错误，但失败的致命原因却是没处置好政商关系。
吴晓波将这类企业的失败基因归称之为中国式失败，并将这类失败基因归结于三点：政商博弈的败局、创业原罪的困扰和职业精神的缺失。
这类失败基因是在中国的商学院学不到的，在那里教的都是一个关于确定性的常识，而在中国真实的商业环境要复杂得多，不确定性要远远大于确定性。
这是商业世界的魔力所在，也是这两本书的魔力所在。
这三十年是中国处在剧烈转型的三十年，也是中国企业迅速嬗变的三十年。
看着两本《大败局》中的一些人和事，常常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，虽然这类人和事也才过去十多年。
太匆匆，中国的政商关系、市场环境和经营方案都变化得太快了！中国的企业家们就像是弄潮儿，伴随一个浪潮飞速崛起，又伴随下一波浪潮飞速跌落。
不能不承认，这类弄潮儿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他们凭借大开大合的思维视线，与充满争议的商业手腕，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构建了一个商业帝国，却又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将之摧毁，其中的商业逻辑常常叫人感觉匪夷所思。
譬如说，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不只需要处置好商业方面的事情，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处置好政治方面的事情。
这类中国的企业一般以巧妙腾挪著称，但有时候，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。
在中国，由于规范的缺失，致使这条线很不明显，所以企业的成败总是不学会在企业家手里。
这一点在健力宝、科龙、华晨和三九的案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。
这四个企业的创立者都过去很强势，这种强势让这类企业获得了飞速发展，但却由于产权不明或者勉励机制不合理，在企业成立之初就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影子。
这类企业家都过去是政府官员眼中的红人，他们创立的企业成为当地的名片，而且贡献了巨额财政收入。
但这类企业家并没在产权方面获得他们期待的成就，而且企业的产权结构也不支持他们的选择。
这类企业家总是选择了铤而走险，甚至和当地的政府公开对抗，但结果总是是悲惨的，或者离得远远的他乡，或者是身陷牢狱，甚至身败名裂。
诞生于市场角逐范围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，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。
正如冯仑所言，面对国有资本，民营资本只有一直坚持合作而不角逐、补充而不替代、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，才能进退自如，持续进步。
以这句话来看健力宝、科龙、华晨和三九等企业的失败，具备很鲜明的现实意义。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法罪错位。
一个企业家总是是由于甲获罪，但最后宣判的罪名却是乙。
譬如铁本的失败，董事长戴国芳被控的罪名是虚 和当地政府不和，被以涉嫌贪污双规下台，却长达五年没被正式起诉。
在中国，一个好的商人应该常常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由于中国的商业从来不仅仅是商业的事情，而是和政治走势息息有关。
一方面要创造市场价值，一方面又要借势政治资源，要游刃有空间腾挪其中，将是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，也是中国企业最大的失败基因。